走近丁宝桢

袁华

织金牛场镇，是织金洞至省城贵阳之间的一个寻常小镇。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丁宝桢的故里，很少有人把它同那位名震晚清朝野、被曾国藩赞叹为“豪杰士”的丁宝桢联系起来。牛场镇街头曾立有纪念丁宝桢的神道碑，高大壮观，气象威严，如今仅有遗址尚存。但历史的尘封，并没有淹没人们对丁宝桢的怀想和纪念。山东为纪念他拍了七集电视剧，贵州文史馆为纪念他诞辰180周年，举办了学术研讨活动。他的故里贵州也在策划拍电视连续剧、修建纪念馆、开发以他的封号命名的宫保鸡菜系。

我曾经困惑：一个边远落后的牛场小镇，一百多年前何以竟能走出丁宝桢这样一位卓越的历史名人？丁宝桢何以能让历史记取、后世怀想且百余年不衰？论官，他集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于一身，可称显官重臣封疆大吏。但清王朝位尊权倾者可谓衮衮，又有多少能为后世所传颂。当丁宝桢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逝世于四川总督任所成都时，光绪帝动容而称“遽闻流逝，悼惜殊深”，川、黔、鲁百姓无不“思之辄陨涕”。丁公在山东历城华山下葬时，士绅百姓“郊野祭吊相属，奔者、望者、悲者、叹者”的场面，更是令人感动。川、黔、鲁、豫等省的7名巡抚总督，应民众请求，纷纷上奏设丁公专祠，以供后人永世纪念。奏折陈述丁宝桢治水患、兴水利、重教育、严断案、通盐道、改盐制、创兵厂、肃吏治、济贫困等诸多事迹，结论几乎一致:功德在民。晚清第一位出使西欧的贵州籍外交官黎庶昌撰文纪念说，贵州自建省以来，显官名人出了不少，但论勋德之隆，无一人能及丁公。晚清维新重要人物、礼部尚书李端棻称读丁公奏章“心砰然而动！”感其报国爱民之胆识情怀，把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推为中兴名臣。一位封建大臣为国为民做过一些好事，固然会为民所称道，但要得到后世的永久纪念，却非有大德大功大作为而不能。

我带着这种疑惑走进了牛场，我期冀能走近丁宝桢，在他留在家乡40年的踪迹中更多地寻找到一些解答。

牛场人有一种很浓的丁宝桢情结。尤其是听上年纪的牛场人叙述丁宝桢青少年时期的轶闻趣事，你会从他们绘声绘色的语言和神秘的目光里，感到一种崇敬、一种自豪。镇长给我看他珍藏的一幅照片复印件，这是丁公流传在家乡的唯一纪念物：头戴瓜皮帽的的丁公，面色刚毅、长髯飘飘，目光深沉而略含忧虑，让人感到他那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凛然大气。

我在这种情结中来到街头的文阁遗址。这是丁宝桢青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是他以大手笔书写人生的起点。丁宝桢的身世颇有点传奇色彩，他祖上三代为官，祖母、母亲贤淑明义，三姓系平远(清时织金)三大书香门第，《平远州志》载，清代中举入仕者三姓系于一半。家学熏陶，使天资聪颖、治学专注的丁宝桢，以“少能文，有操略”称奇乡中。我仿佛感受到他释卷立身文阁前，高吟“读万卷书、破万里浪”的激烈壮怀。正是以这满腔壮怀，他23岁中举人，33岁入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为走出牛场积蓄了文韬武略。从文阁我想到了山东的泺源、景贤书院、尚志堂，想到了四川的锦江、尊经书院。丁宝桢抚鲁督川时，创办和利用这些书院学堂，延请名师，传授中西学术科技，亲临听课。从政20余年中唯一的一次回乡，也不忘倡导办学，为乡村的私学题匾，为平远的书院维修捐款。他以自己的经历和卓识，去实践“上谕为政，首在得人”的主张。四川、山东近代许多人才从他倡办的书院中走出，迈向了全国。

丁宝桢故居早已平为镇政府前的空地，注视着眼下的一片空荡，我的脑海涌现出那百余年前的轰烈一幕:青年丁宝桢护送病故镇远任上的父亲灵枢回乡，他一改“冷尸不入房”的习俗，不顾族人的强烈反对，执意将父亲灵枢置于家中吊丧，以尽缅怀家父恩德的大孝之情。我联想到若干年后，丁宝桢抚鲁督川改革推行洋务的执着和勇气。面对墨守故常”之辈和庸官的忌恨弹劾，面对洋务派中一味依赖洋人的行为，他独树一帜，“决不能不仿西法，而仿西法，仅可师其法，窃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推行自力更生与借鉴西方相结合。他的果敢和革新精神，发端了山东和四川的近代工业。他力改四川盐政百年弊端，开通西南数省盐运航道，更给云贵川两湖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这可以说是西部开发史上辉煌的一页。

伫立牛昌桥头，俯视东逝的牛昌河水，我想起当年丁宝桢溺水于此被一佃户救起，受到佃户家土法辣子鸡的款待，从此这道家乡菜，成了他情系故土的乡愁，走向外面的大千世界，联想到他后来在浊浪排空的黄河岸，水患暴虐的都江堰边和石陡浪急的盐运航道上，救民于水深之中的壮举，感慨万端。丁宝桢一生中与“水”的联系实在太多，就是他给皇帝写的400余折奏章中，关于兴水利治水患的也多达65折。他更以行动去书写这些豪迈篇章：修筑数百公里的黄河堤坝，疏浚百年雍塞的都江堰，开通四川至贵州、云南数百公里的盐运航道。这是怎样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篇章！当都江堰顺利泄洪后，丁宝桢目睹田原美美、百姓晏然的景象，总结治水的艰难，欣然吟道:“江水迁移未可知，农亩利害属官司，无他妙计纾民困，且籍浮言作我师。鱼嘴分流期合法，人堤蓄泻望因时，一年两度河干走，安得苍生免溺饥。”其解民于困的情状，呼之欲出。为了纪念这位“有禹墨余烈”的良贤，四川人民在都江堰旁为他塑了一尊雕像。历史是公正的，都江堰的历史在记取了李冰父子之后，又记取了丁宝桢。

稍有犹豫之后，我还是走向了牛昌河畔的牛场屯。这是当年丁宝桢为对抗苗民义军，变卖家产，凭地险山峻而建的战垒，如今已是城门残败，石墙倾废。丁宝桢的军功于此奠定，从这里开始，他一路击退乱军，为朝廷重用。我想起那位当年横刀战垒、踌躇满志而又忧于国耻的丁宝桢。从京师回乡为母奔丧陷于烽火已经几年了，他就要告别这块养育他40年的故土，去成就叱咤风云的业绩。他眺望远天，激昂书怀:“奔涛直走三千里，浩气全吞十二州。”这雄沉、奔放的诗风，就是他的志气和个性。以这“奔涛”“浩气”之势，他走出贵州，走向湖南、山东、四川，我从眼前的战垒想到了丁宝桢抚山东时为抵御列强修建的二千里长的坚固海防线，想到他督川时直指英俄凯觎西藏、意在中华的高瞻远瞩，派军赴云南抗法的果敢迅捷，秦请自带军勇赴台湾抗法的勇气和谋略，想到他智斩安德海的豪壮。爱国之心，苍天可鉴，但这也体现了他悲剧性的一面：他卓越的军事才干不能挽回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我漫步一处处遗址，浮想丁宝桢走出牛场后的作为，似有豁然之感:一代名臣的成长，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或许有巧合的成分，但更有内在的必然，宝桢一生中的诸多建树，似乎都可以在牛场寻根溯源。他以坚实的人生步履走出故乡，在二十余年从政生涯中，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有如此丰硕的成就，实在值得后世的追忆和纪念。

如果他的这一切成就，是在一个平和宽容的时代下取得的，后人也不会这样长久地纪念他。他是在一种大困难、大阻力甚或大危险之下，以一种大气魄、大勇气、大智慧去实践他报国爱民的抱负。山东黄患堪称“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同治年间的两次重患更是使五省十州一片汪洋，民不聊生。河督河官们在惊涛骇浪之下惊呆了，他们开始推诿躲避。素以治黄为“政事第一要务”的丁宝桢站出来了，他第一次是取消病假带病上阵，第二次是回乡扫墓闻讯千里之外赶回。他赈济灾民，深入勘探，拟定方案，“旦暮河干，同役夫同艰苦”。同治皇帝感于他“独任艰巨”之功，表彰他“勇于任事，督率有方，未及两月，克尽全工”。他也失败过，他第一次治都江堰因方案失误而失败，他深为自咎甘愿降职，但随即又总结经验，重上征途。两年功成，结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水利变水害的历史。四川贪官奸商勾结，走私食盐，侵吞盐税，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民众却因此叫苦不迭。几十年间历届总督视为畏途，惮于根治。丁宝桢上任了，他要力改盐务弊端，奸商忌恨他，地方贪官诽谤他，京师中也有高官弹劾他，数年纠缠不休，可谓是阻力重重。但他却初衷不改，“置一切毁誉于度外”，改革、缉私、治吏三管齐下，做到了利国利民、蜀中大治。他有何畏惧呢?当初僧格林沁亲王自恃皇室位高，在山东勒令省级副职大员只能站着同他说话时，唯有丁宝桢正色喝道“同役国事，坐则谈，不坐则罢。”他甚至斩杀了慈禧太后宠信的大太监安德海。这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举，当时却是在何等残酷的现实之下所作的抉择。临刑前，安德海威胁他，说他自寻死路，属下力谏他，劝他不为自己考虑也要想想子孙的安危。但他唯一的回答是：“吾知报国。他何恤焉？”曾国藩得知后说自己的眼睛痛了多日，也顿时病消目明了，可见内心的震撼。安德海已曾招摇过他的辖区，但包括他在内的汉族官员，即便有怨，又有谁敢于出手。以前门接旨、后门斩人的大智大勇。置慈禧深宠、百官巴结的奸宦安德海于死地？丁宝桢的前任山东巡抚阎锡铭感佩不已，说他“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其嚼然不欺，其毅然不挠，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

如果丁宝桢是在朝政清明、国泰民安的时代去成就他的建树，那人们也许不会这样深切地怀念他研究他。在晚清朝政昏愦、官僚腐败、武备废弛、国势衰危的暮气中，丁宝桢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他痛斥腐败腐化的显官们，说他们深居简出，养尊处优,无暇考虑国家大事和民众疾苦，只知巧取侵吞国家的财富，指责他们“生不能为国宣勤，死尚能为民捍患乎？”反过来，他正是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宣言。为了实现这个宣言，他“劳怨不辞”，一天也没有中止努力和较量，置身于利国利民的浩繁工程中，他与艰难的自然条件较量；惩治贪官，整肃吏治，他与邪恶的社会势力较量；改革洋务，创办兵厂，巩固边防，防范入侵，以战制和，他与侵扰中华的西方列强较量。为这种种较量，他倾注了所有的时间、精力直至健康。辞世前的一年多内，他病势几度危急,稍有缓解，便“赶紧销假，以图报效”，临终之时，卧床伏枕由其子代记口授遗奏，说自己以身报国，无任何遗憾，唯独挂念英法、俄欲侵云南、西藏，而边防防守尚未布置落实。劝告光绪帝欲图国家强盛，“要以近贤人君子，远宦官宫妾为图治之本，勿以财用不足而进言利之臣，勿以时局多艰而行苟且之政，固结民心，即所以深培国脉”。报国爱民之心，一息尚存而不止。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位不朽的良臣诸葛亮和他的《出师表》。反观丁宝桢一生，似乎只有付出而没有获取：两次治理黄河原计划520万两银子，他厉行节俭，竣工时仅用了63万余两，节资可谓巨；他的俸金几乎都用来接济百姓，捐助教育；朝廷奖励的四万两银,他如数拨给贵州修建道路桥梁；为开通四川至贵州的运盐航道，他的一位女儿参与督战触礁遇难。当时的贵州巡抚感叹他的居官廉洁，以至在家乡未置一块地，未修一间房。病危时，他因救济家乡在京候考穷学生而举债李文忠公，无力偿还，托书“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衔环以报！”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当年他离开故乡时，便已定下自己的价值取向：“读书岂为虚名误，报国须教俗念空。”为报国报民，生死都可置之度外，何况区区一已私欲虚名。民众为他“有古大臣遗风”而感动，光绪帝为他“躬真尽瘁，语不及私”而感动。这种感动持续许多年又变成了遥远的怀念。

我来到牛场街头的神道碑遗址。过去这里屹立着皇朝纪念丁宝桢的巨大石碑，也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句号。我想到多年前，多少官绅、百姓来到碑下，识读碑文，或仰天感叹，或默思不语。如今石碑早已不存，空留遗址让人凭吊。但丁宝桢的思想言行实在是为后世树了一块人格魁力的无形丰碑:大无畏大无私。这块丰碑属于他的故乡，更属于中国。大无畏到权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艰险不能移;大无私到了生死可不顾子孙亦不顾，杂念更不顾。这种人格魅力有那个悲剧时代所烙下的悲剧色彩，也有超越时间空间的警世价值。惟因如此，才会永为后世推崇、传颂。

我突然感悟，走近丁宝桢，我们更应该走近的是他的人格精神。固然，修复一下他的碑刻馆舍之类，也能够吸引游人，带来效益，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睹物思人，我们还应该吸取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