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大地上一卷常读常新的大书

高建群，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

□ 文化中国行

□ 高建群

长城是个十分沉重十分庞杂的话题。关于它，大约需要有一本专著的厚度来完成。

台湾诗人席慕蓉的《长城谣》，我每一次读它，都有一种烽火狼烟、马蹄得得的感觉。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焉支又失了焉支。等等等等。

那么我这里只是就我所知道的，十分肤浅的长城知识，和我踏勘过的西北长城，饶舌两句。

现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巍峨长城遗址，基本上是明长城。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中间有榆林城，号称九城十三墩。九城是指沿长城线筑有九座边城，十三墩则是十三座烽燧、兵城。明长城全长八千八百公里。这个长度包括延伸到东北那一段。

榆林城是九城之一。它的前身是天下名州延绥古镇。苦于游牧民族不断犯边，在延绥知府余子俊主政期间，上报朝廷，将府治向北移了二百公里，在榆溪河边建榆林城，并在明长城以后，在长城的一个垭口，建威赫赫一座镇北台。

榆溪河为无定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在渔河堡地面两河交汇。榆林城建城之前，这里应当是走西口路上的一个村庄，叫榆林庄，或者是一个驿站，叫榆林驿，后来余子俊在这里屯兵，将它叫成榆林卫榆林寨，再后来就成为一座像模像样的城市了。榆林城别称“驼城”。

蒙古族著名歌唱家周秉德的丈夫拉苏荣则认为，榆林城就是那首悲凉的鄂尔多斯长调中唱到的《六十棵榆树》。

我们游牧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一眼泉子旁歇脚。六十只乌鸦噙来六十颗榆钱，于是泉边长出六十棵榆树。那么我们就把这里叫作“六十棵榆树”，把这里当作我们的家（《六十棵榆树》歌词）。

我是2018年秋冬之际内蒙古首届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座谈会上，这样见到拉苏荣先生的。饭局间，我说，拉苏荣老师，有一首特别悲凉的鄂尔多斯长调，叫《六十棵榆树》，你会唱吗？你能在酒桌上给我们唱一下吗？拉苏荣说，这歌是我挖掘出来，并唱红的。他还说，你知道六十棵榆树是指哪里，就是你们陕北的榆林城呀！

明长城自山海关出发，在冀中大平原上绕了一个大圈子，进入山西境内，然后又从保德，跨黄河进入陕北府谷。长城在它的行走中，在陕北地面建了第一个屯兵之所，叫高家堡。也就是著名的石峁遗址那地方，也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取景地之一。

长城继续西南而走，沿着山形水势前行，至榆林府、镇北台，然后端直向西，过三边，过盐池，进入宁夏河套平原。

新修的高速路，基本上是与明长城平行前进。道路边上的长城遗址，已经坍塌了许多，与大地混淆不清了。只有那些烽火台高大的烽燧还存在，十里一墩，五里一烽，在我们的疾驰中退去。这一段长城，保存较完整的是陕北定边、宁夏盐池一带的长城，不过当年三五九旅在这里挖盐，那些长城垛墙上挖有许多当年住人的低矮窑洞。

放马几百公里以后，进入银川。长城从这里跨过黄河，尔后从贺兰山的一个垭口，进入阿拉善，进入居延海，进入额济纳，进入西夏王朝的屯兵之城——黑城。尔后从黑城，穿越五百公里民勤沙漠带，下到河西走廊。

长城下了河西走廊以后，沿着祁连山下，黄河岸边，一路向北，穿越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嘉峪关在河西走廊一个要冲上。左有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右有寒气森森、峰峦叠嶂的马鬃山。中间地带，是青灰色的大戈壁滩。嘉峪关那辉煌楼阁，坚固围墙，都横亘在走廊的当口。

嘉峪关的两边，都靠长城牵着。它的左手，一条绵延直上远方的长城残骸，它的远处是敦煌。敦煌之远，那丝绸之路古道，商贾叫它大海道，史学家叫它楼兰道，专家则叫它丝绸之路南道。

嘉峪关正是明王朝在修筑长城时，作为西北防御的一个重要要塞而修建的。它成为继玉门关、阳关之后，西域屏障的又一个关隘。

为什么在有了玉门关、阳关之后，还要修筑这个嘉峪关呢？这大约与当时的中亚枭雄跛子帖木儿，试图攻打明朱棣政权有关。

建都于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帝国，在灭掉成吉思汗中亚的四大汗国，灭掉一半的奥斯曼帝国，灭掉印度首都德里后，他说，这个世界我已经找不着敌人了，只有那个东方大国，它的新科皇帝叫朱棣，让我与他再交锋一次。

于是帖木儿大帝在六十九岁生日那天，率二十万精锐骑兵，从撒马尔罕出发，东征。他的前锋已经抵达今天的乌鲁木齐不远处，一个叫吉木萨尔的地方。历史上它是北庭都护府所在地。这时，中军的帖木儿本人，夜间喝了阿拉伯人送来的烧酒后，高烧不退而亡（具体地点在今天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帖木儿火车站）。

也许正是这件事惊出朱棣一身冷汗，从而促使嘉峪关的修筑，促使这一段长城的修筑。

明长城之前，中国地面已经有许多长城，老百姓叫它“边墙”。而所谓秦朝蒙恬的修长城，只是将这些战国时期七国所修的长城，连缀在一起。

而大汉、大唐，从嘉峪关往西、往北，都应当有长城存在。现今库车那座有名的克孜尔烽燧，李白出生地吉尔吉斯碎叶城的那座烽燧，撒马尔罕老城的那个面东而设的中华门，都可以视作长城这个标志物，在那个时期的中原文化的影响物证。

（本文有删节）　

新时代长城遗产价值与文化精神的保护传承

　　凌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 文化中国行　　

□ 凌明

　　长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在新时代，长城的遗产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宏伟的建筑规模和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上，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深刻精神内涵。她，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我们不仅要将长城作为历史遗产来珍视，更要将其作为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来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长城，历经2000多年的持续营造，成为全世界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具有线性特征的军事防御体系，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长城作为军事设施的防御功能已日益衰退、消失，但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在当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义院口、冷口关、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界岭口、平型关等长城成为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使长城与民族兴亡、国家危难联系在一起，成为鼓舞全国人民奋勇抗敌的精神支柱和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成并广为流传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使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形象象征，在国家层面得到了正式确认。

　　作为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文化遗产，长城已成为中国的名片，享有极高的世界知名度。长城是承载人与自然融合互动的文化景观，至今遗留在大地上的建筑、遗址遗迹，以及与沿线地区广袤的山岭、草原、戈壁、沙漠等地貌融合形成的独特景观，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繁荣。因具有国家象征的独特属性，长城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人们通过游览长城，感知先辈的伟大与智慧，激发了深厚的爱国情感。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物质见证，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长城在中国历史中的多重价值。一部长城修建史，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科技文化、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具有重要作用。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长城，展示长城独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传承弘扬长城蕴含的丰富文化精神内涵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新时代下，长城的遗产价值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历经千百年而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因此，保护和传承长城的遗产价值和文化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要继续讲好新时代的长城故事、中国故事，积极引导社会各界保护好长城价值、弘扬好长城文化、传承好长城精神，让长城遗产可观、可感、可用，实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使长城的文化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共同保护和传承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长城，中华文明的见证

　　祝勇，作家、学者，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 文化中国行　　

□ 祝勇

　　长城从来不是作为边界存在的，它只是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严格来说，将文明分开的，不是一条明确的线，而是一个带。

　　在历史上，总有一些道路会想方设法地绕过长城，深入彼此的文化区域中。所以，尽管长城试图阻止道路，并已不容置疑地表明了它的权威，但道路却从不躲避那条厚重的城墙，而是时常与它纠缠在一起。

从齐长城到秦长城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会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说了一句“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6世纪的阳光下完形。

　　后来，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而辽宁，刚好被划在隔离带的内部。那是在辽宁境内较早出现的长城，是公元前3世纪的燕昭王（公元前300年—前284年）时代，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子）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期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铁蹄。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开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建造了更伟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灭掉六国之后，秦始皇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方的匈奴。每当他站在宫殿的台基上向北眺望的时候，他的想象都会被一片浩瀚的绿色所吞没。他决定建造一条巨大的城墙，来抵挡匈奴人的进攻。即使在今天，这条城墙也堪称世界上最宏大的建筑，而它的建设，只用了20年的时间。

　　《史记》等史籍记录了长城的成长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乒乒砰砰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如此规模的建筑工地不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长城就在一片喧哗声中诞生了，这是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将喘息声、呻吟声和呐喊声汇集在一起，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

　　当我们沿着辽西的山地行走，就可能看到那些古老的基石，它们的奠基年代，大多是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秦时明月汉时关，连同当年的血液、咆哮和肉体，都被时间化解为微量元素，消失在荒草下面。历史就是由那些微量元素组成的，古老的长城匍匐在大地上，仿佛一条隐隐约约、曲曲折折的线索，引导我们回到过去，也指引我们走向未来。

在400毫米降雨线上耸立起来

　　历史学家将400毫米降雨线，作为划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分界线。400毫米降雨线的出现，则划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它们并存，而且无法互换。仿佛精心设计的寓言，牧民和农夫的角色，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他们所处的土地的性质决定，他们一旦进入对方的区域，就会转换身份——农夫如果向北越过这条线，就变成了牧民；牧民如果向南跨越了这条线，就变成了农夫。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牧民还是农夫，都无法带走自己的草原或者田园，而只能选择与环境最适宜的生存方式。这条降雨线，于是成为两种文明的漫长的边界。牧民与农夫的博弈，就是沿着这条线展开的。

　　这时，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长城，刚好在这条降雨线上耸立起来。它如同一道篱笆，分开了牧民和农夫的土地。仿佛长城的建造者是建立在对降雨量的精确测量之上，它们的线路惊人地吻合。

　　长城准确地出现在文明的分界线上。如同喜马拉雅山脉是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物理冲撞的结果一样，长城在地表上隆起，原因在于两大文明板块的相互冲撞与挤压。有学者甚至企图透过气候变化的规律，寻找匈奴—突厥—蒙古人入侵中原的周期性规律。学者们居然能够通过温度与湿度的曲线变化，感受到历史的跌宕起伏。

　　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与“狄夷”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我们能够想象出那五里墩生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间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里的安宁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到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被放大到极致的墙的意象，长城耸立起来了，它像一个巨大的标志，对牧者与耕者的身份进行了划分。

　　在谈到降雨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由于欧亚大陆上每年的降雨并不是平均的，这使400毫米降雨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南北移动，并使草原与田园的面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长城，也随着降雨线的摆动而摇摆不定。长城，则始终不渝地追随着那条看不见的降雨线，随时听从它的旨意。

寻找最古老的长城

　　为了寻找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我曾经多次在大地上游走，企图与那条业已消失的古代长城不期而遇。这不仅要看我们的运气，还要看我们的悟性。一个高明的寻访者理应能够通过山脉的走势判定长城的位置。敏感的人也会在那些山岭上得到风的暗示。所有消失、弥散的微量元素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突然遇合，像梦一样悄然复活。然后我们停下来，面对眼前的一道岭，谛听，在心里说，那就是从前的长城吧。

　　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山腰上，我终于找到一段燕长城遗址。那里差不多已是古代燕国的极北之地。

　　燕长城的建立，与一个名叫秦开的人密切相关。他本是燕国大将，在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年—前279年）的一次战斗中，成为东胡的战俘。但战胜东胡人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泯灭。战俘的身份未能阻碍他了解东胡地区的地理环境，当他在几年后返回燕国时，这些都成为他制胜的法宝。在他的率领下，燕国军队把东胡军队打退一千多里。在秦开却胡半个世纪后，秦开的孙子秦舞阳，跟随在荆轲的身后，西出潼关，奔赴咸阳，义无反顾地执行刺秦的使命。为了防止东胡族卷土重来，燕国在从东胡族夺回的土地上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这是汉族政权在辽宁地区最早的郡县设置，又在渔阳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的山脉上，筑起长城。襄平也因此成为“辽东第一郡”。燕国与东胡在辽宁的山岭间进行过无数次拉锯式的战斗，战线如同一条晃动的绳索，在南北方漂泊不定。随着长城的节节长高，游动的战线，终于在长城沿线上，即辽宁的北部边缘，固定下来。辽宁的北部边界，也就成了整个燕国的北部边界。东胡人像潮水一样退却了，他们的地盘收缩到燕长城以北。辽宁的统治权，也由东胡人（乌桓人与鲜卑人），转交到汉人手中。

　　我在辽西的许多地方都目睹了燕、秦时期的长城——它们被当地人称为“石龙”或者“土龙”。山脚下的村庄，那鸡鸣犬吠之地，或许就是当年的古战场；襁褓中的婴儿，或许就延续着某位英雄的血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婴儿。婴儿在熟睡。这时的长城是安静的。喧哗的长城也有安静的时候。安静的长城是迷人的，如同一个人，对自己所有的沧桑守口如瓶。

　　作为防御性的长城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中原王朝和外族订立盟约后，沿着长城的互市繁盛起来。不难想象，长城沿线的许多古城，如襄平（辽阳）、候城（沈阳）、龙城（朝阳）等，已颇具国际化大都会的气象。那里是许多条道路的交叉点，各种肤色的面孔曾经同期出现在北方的城郭街道中，与各种奇迹不期而遇。在街道的两旁，陈列着各种店铺，诸如瓷器铺、皮革铺、铁匠铺、烟草铺、绸缎铺、药材铺、山珍铺、乐器铺……各种货物的气味在北方清澈的风中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古朴陈旧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些街道上，有时还能感觉到有使臣驰马飘过，荡起厚厚的尘土。他们的身影在街道上一闪而逝，仿佛阳光下的幻影。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他们。他们是道路上最快的过客。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道路上通过。道路会经常性地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对道路有决定性作用的人。他们囊中的文件，往往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包含其中。

本版漫画/李晓军